在光明與殘酷間遊走的女性
「為什麼決定當個戰地攝影記者?」
「憤怒。我無法接受人們只關注女明星走光，而不是身處的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這是挪威導演艾瑞克波貝最新電影作品《一千次晚安》中，母女之間的對話。 電影背景描述是一名頂尖戰地女攝影師蕾貝卡，多年來致力於拍攝衝突區的影像，並傳達給全世界。片頭一開始是某次她深入喀布爾，跟拍女性自殺炸彈客獻身過程，原先只是旁觀角色，但她不忍無辜民眾受累而試圖阻止爆炸，卻在干預過程中自己身受重傷。 工作被迫停擺，蕾貝卡的丈夫出現了，帶她回家。
然而，回歸到平靜文明世界，與周遭格格不入的氣氛欲蓋彌彰，她原先以為戰地攝影只是一份工作、一個使命，造就某一部分的自己。卻沒發現內心已經永遠被改變，跟不上這個家演化的速度。
丈夫不諒解她置生命於家人擔憂之上、大女兒恐懼失去母親所以孤立自己，不敢有更多親情連結、小女兒則為家庭裡出現的「媽媽」角色感到困惑。蕾貝卡驚覺在這個家庭圈裡，已逐漸被邊緣化，幾經思索決定放棄戰地攝影師的工作，回歸人妻與人母身分。
她嘗試和別的家庭一樣，過著應該美滿幸福的生活，但是，她的靈魂卻總不在現場，人生像扮演著某個被賦予不符她的角色，只能藉由家人間的溫馨，說服自己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然而這樣長時間在「自我」與「家庭」、「大愛」和「小愛」之間拉扯，終於在一次意外中和家人爆發嚴重衝突。
不只是故事
118分鐘，導演說了一個動人卻很殘酷的故事，事實上他曾在八○年代擔任非洲與中東地區戰地攝影記者，而這電影就像是他喃喃述說曾經的內在衝突。 故事細膩也富有層次。
但是，嘿，華人世界裡戰地記者也不過個位數，就算加上無國界醫師、非政府組織人員仍屬小眾，這材料也太少人能理解吧！
真是這樣嗎？
看過這部電影的人，尤其是職業婦女，應該會對電影某些橋段感同身受，在工作和家庭中的擺盪，這並非新議題，只是身處「衝突區」與「自然災害區」工作的女性，恐怕是放大所有面向，且最艱難的總和。
為什麼戰亂地需要女性工作者 ?
舉例來說 : 根據印度國家罪案局資料，2013 年的報官方處理的強姦案總計達到 33,707 起，平均每 15 分鐘有一名女性被強暴。而這麼龐大數量的受害者，即便生存下來面臨是更難熬的恐懼，對世界另一半的人，存在本能的害怕。
她們需要協助，而這在先天性別差異下，這些傷痛很難靠著和善來克服。 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，不管是身體或心理受傷後，都渴望被關注、被照護。這就是為什麼女性工作者身處極度危險的環境中，即使不比男性強壯卻有她的存在價值，因為在特定情況，女性不需要假裝理解就具備的同理心，是一種強大的安撫力量。 另外，女性也從不同的觀點看待事件。
有著「世界第一女記者」美名的義大利籍新聞工作者 – 法拉奇，她曾經擔任越戰戰地記者、加入波斯灣戰爭游擊隊並撰寫報導，採訪過鄧小平及多位赫赫有名政治人物。她獨特之處在於具備女性的靈性和韌度，她知道死亡數字是打動不了人的，所以將新聞故事化描述，把讀者們帶到現場去感受恐懼、渺小、和希望。
孤獨的道路
在第三世界或戰亂地方服務，女性面對的不僅僅是髒亂、艱苦的生活條件，或異地工作在文化、技術、態度上的差異，更可怕的是生命安全備受威脅，或是遭收綁架、性侵等等的心理創傷。
對於這類工作者來說，一方面大部分的保險公司拒絕承保，另一方面派遣機構也會要求在執行任務前必須簽切結書，甚至預立遺囑。 而面對這些犧牲自我安危的工作人員，當他們身受危難時，所需要的人道關懷更可能難以理解。就以近期美國熱門的話題為例：在賴比瑞亞疫區協助消毒工作的懷特博爾 ( Nancy Writebol ) 女士感染伊波拉病毒，病況危急。然而美國本土人民對患者是否返回國內接受進一步治療，在「人道」與「擔心淪為疫區」之間，引起相左的意見。
除卻生命與健康的安危考量，工作者於災禍區執行任務的心理壓力，幾乎是自我消耗到筋疲力竭，常見的狀況是「救助別人的人不願意承認自己也必須接受幫助」，願意坦誠的人，反而會被貼上軟弱的標籤。
這種潛文化是非常不合人性的。 妳不妨設身處地想像，身為記者，有可能必須眼睜睜看著 10 歲的女童被長老指派為自殺炸彈客，但只能旁觀、盡可能詳盡地拍攝；又或者，戰地醫生因為藥物補給的短缺，而必須決定病人中誰值得治療、誰必須等死。 這些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何況他們的存在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。
於泰國難民營服務，且創立「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」的楊蔚齡，就曾在書序中提過：「有些助人工作者，雖然長期待了下來，卻養成以旅遊或情愛或酒精，來轉移自己的情緒壓抑，這是從事人道救助過程中，必須解決和消化的人性衝突。」
的確，再怎麼無奈憤怒，也必須保持客觀地直視這些殘酷，而這殘酷是會腐蝕一個人的靈魂的。為了要繼續下去，很容易選擇追逐麻痺與快感。
何處是我家?
若說在災難中，能見識到一個人性格中最原始的一面，那回家，是否就是種救贖? 《一千次晚安》裡有一幕：蕾貝卡和老公參加完孩子的校園出遊後，她問他: 「你是如何辦到? 就是過著一般常人的生活。」
這問題似乎很荒謬，但若妳經歷過戰爭、炮火和逃亡以後，是否還能輕鬆地和人談論房子裝潢或內衣的流行款式？或者見識過極度貧窮、兒童營養不良，會不會因為超市有著如此豐盛的蔬果食物供應，感到惶恐？
在危險的新地方出任務，它帶著目標性，妳知道自己該做哪些層面的調整跟努力。但是回家，沒有人會刻意思考該怎麼為回家做準備，因為那就是家。 但實際情況是，曾在衝突或自然災害區待過的人，返鄉卻發現他們難以和生活瑣事產生連結，不能理解人們的情感跟重視的面向。
「人生什麼是重要的，或真正的苦難」變得很難被定義，
對於他們來說如常而簡單的生活反而很難熬。
除此之外，女性可能面對更多來自家庭內的衝突： 在性別角色上，當女性出任務時，丈夫擔負起維持家庭運作，保護孩子免於受傷與恐懼的心態，其實更像是「媽媽」的形象。然而，從事「人道救助關懷」這類型工作的女性，多少性格中帶著熱情、勇敢、堅毅，也許行事作風更為果決明快。
這在職場上是可行的，甚至是被讚揚，但在兩性中，往往女性的出色光芒，突顯出得男性的平庸黯淡。 也許身處關係中的兩人，正覺得這種互補特質恰好是維持家庭最重要的因素，總是需要有人留著維持家計。但社會普遍認知的壓力，卻很難讓關係角色自在發展。 夫與妻之間，就算無法解決歧異，也能放下；但如果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缺席，卻是職場女性一輩子的遺憾。 對孩子而言，任何和媽媽分離的情況都是一種恐慌。年幼的孩子會認為自己不夠好，所以不值得母親的愛，即便稍微年長的孩子，為逃避那種渴望，索性封閉情感，假裝不需要也不在乎。
身為一個母親，選擇錯過最被孩子需要的時刻，卻無法彌補，這心痛是難以言喻的。 即便她曾見過這世界上最非人的生活、赤裸的罪惡，但回頭面對自己的寶貝，出於保護純真的想法，只能繼續畫著月亮述說世間一切美好。母親與子女之間不再分享同一個世界，漸漸地出現不解與疏離。母親對於不知該如何解釋的選擇，只能讓身在其中的人只能感受關係變質。
因此「回家」這個舉動充滿著矛盾，從衝突區的危險中「回家」是生存下去的希望；但回家了，卻又無法產生歸屬感，只感受到永遠失去心底某一塊，再也難以保持生命中的完整。
價值
蕾貝卡的大女兒曾經問她：「這一切值得嗎?」 而蕾貝卡是這麼回答的： 「人生中有些事情是無能為力的。面對一些場景，我怎樣都無法置之不理、轉身離去。當身處槍林彈雨時，我甚至不感到害怕，只是前進、拍攝，因為知道這就是我存在的意義。」
現今的女性，工作的面向是可以很多元的，也許在商場上大鳴大放，或者在醫界舉足輕重。
但是有一小部份的人，她們眼見世界上正發生的不公不義，無法坐視不管，她們知道自己可以出份力量，而決定越界去參與干預的責任。 那種打從心底死死相信她們認定的價值，其中有熱情，有犧牲。也終將是溫柔的勇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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